愣,旋即大怒:“什么规矩不规矩?这是我们主子的命令!不就一盆花吗?主子喜欢要种在自己宫里是你们的荣幸!管花房的赵福海还敢来要回去不成?”
我也压低声音跟着劝:“刚才说那么难听咱们都忍了,现在何苦为这点儿小事儿跟她冲突?君子报仇三十年不晚,不是我说,三十年之后你收拾她跟玩儿一样……”
“住口!”容儿杏目圆睁,怒喝道:“不懂别添乱!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容儿所说的“性命攸关的大事”,说到底,就是所谓的“仪制问题”。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权力结构的金字塔模式决定了,地位越高的阶层人数越少,地位越低的阶层人数越多,这种社会结构严格来说并不稳定,很容易发生“下克上”的情况,人数众多的阶层很容易就可以推翻骑在他们头上,数量和实力却远远不如他们的“上级”。
那么,这种隐患严重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平稳的在人类历史上维持了数千年之久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找到了维持阶级平衡的不二法门——树立权威。
通过彰显自己所处的阶层比其他阶层的优越性,来让下级阶层对自己产生服从和畏惧,是树立权威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而仪制恰好从吃穿住用行上规定着不同阶层所享受的特权和利益,于是便成为了划分权力金字塔不同阶层的标志,也成为了展示阶级优越性的标杆:因为我地位比你高,所以我穿丝你穿麻;因为我地位比你高,所以我坐车你溜腿儿;因为我地位比你高,所以我山珍海味你萝卜窝头;因为我地位比你高,所以我说一不二你俯首听命……千百年来,封建贵族们都是这样用自己百分之一的人口基数统治百分之九十九的平民百姓的。
正是因为仪制对维持封建社会的上下级关系如此重要,所以封建统治阶级对“上下尊卑”的维护才会不遗余力,甚至到了对同为统治阶级的“自己人”都苛刻的地步,虽然都是人上人,但你地位不如我,用跟我一样的东西便是“僭越”,我就可以办你,以此来维护我的权威。
“仪制”具体到今天这事儿,问题便出在那一花盆牡丹上,这是一盆“姚黄”,自宋代流传下来的牡丹名种,因为花朵颜色呈金黄色,与历代皇家最喜爱的颜色一致,又因为流传之至所剩下的纯种植株已经极其稀少,所以被定为只有皇后才有资格在庭院里种植的“特供”。
把它养在花盆里,抬去给其他妃嫔赏玩,这是“恩典”,看完了你得送回来,私自截留下来甚至种在自家院子里,那就是对皇后的“凤位”产生了觊觎之心,虽然康熙朝的皇后早就已经西去,虽然每一个有志气的后宫女主的最终目标都是那国母的宝座,但你明示暗示的表现出来,那是“大不敬”,后果……很难说的。
之所以很难说,是因为这种“僭越”的罪名惩罚起来弹性很大,可以口头申饬一下然后就当什么都没发生,也可以抄家灭族全家推到菜市口斩首,一切都看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心情和犯错妃嫔的受宠程度,这位顺贵妃估计就是自恃受宠以及怀着龙胎,所以才借机放肆一下,向后宫展示自己僭越却不受重罚,等于是皇帝默许了她享受皇后的待遇。
照这样看,我们似乎不应该管人家的闲事,要耍矫情就让她矫情去呗,何苦跟贵妃作对,但还是那句话,性命攸关啊,犯了僭越罪,主子们的处罚方式有轻有重,但像我们这种没身份没背景,也不享受“仪制”的基层宫人而言,处罚方式却是出奇的千篇一律:
主子胡闹,你们这帮狗奴才不知劝诫,要你们何用?拖下去乱棍打死!
确实性命攸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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